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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的理性人》:把公司金融讲成“身边事”小白也能懂的商业逻辑指南bwin·必赢(中国)唯一官方网站
发布时间:2025-12-18
 众所周知,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人类毕竟不是机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性的成分,所以它是“不完美”的。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投资也是如此,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的成分,在于均值回归的必然性,也就是涨久必跌,跌久必涨;艺术的成本,在于人心不可测,涨跌的幅度、时长,都是我们无法精准计量的。包括估值在内,也只能是“估”,而不能得出一个精确值。对于同一家公司,巴菲特和

  众所周知,经济学就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然而人类毕竟不是机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性的成分,所以它是“不完美”的。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投资也是如此,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科学的成分,在于均值回归的必然性,也就是涨久必跌,跌久必涨;艺术的成本,在于人心不可测,涨跌的幅度、时长,都是我们无法精准计量的。包括估值在内,也只能是“估”,而不能得出一个精确值。对于同一家公司,巴菲特和芒格的估值经常也会相差甚远。所以投资强调“一眼定胖瘦”,就是要低估或高估到肉眼可见的地步,我们再去行动,胜算就会比较大。

  从本质上讲,风险投资是个金融中介,风险投资人本身并不提供资金,他们用的是从别人那里募集来的钱。通常而言,风险投资人从有限合伙人(LP)那里获得资金,然后成立一只风险投资基金,由一般合伙人(GP)来管理。美国的唐·瓦伦丁、中国的沈南鹏、熊晓鸽等风险投资家,都是一般合伙人,他们主要负责管理基金,然后做出相应的投资决策。

  风险投资主要分为四个步骤:募、投、管、退。风险投资基金的收费结构通常是“2%+20%”。一只10亿美元规模的基金,一般合伙人每年收取2%的管理费,也就是2000万美元,用于覆盖日常的人工、尽调等运营成本。在退出项目后所获取的利润里,再拿走20%的管理分红。

  风险投资的作用包括:一是为创业项目提供资金。清科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的风险投资总额已达8万亿元,美国的风险投资总额也有1400亿美元;二是提供一套机制来监管和激励被投企业。创业公司获得融资,但也要付出一定代价,风险投资人常常会在公司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三是提供丰富的增值服务,为被投企业赋能;四是为企业上市背书,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上市时估值通常会更高。

  当然,风险投资并不是完美的。首先,风险投资的存续期是有限的。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一般是10~12年,而国内风险投资基金的存续期更短,只有3~5年。基金到期后,必须把项目全部清算,然后和有限合伙人分成。这样一来,当风险投资基金临期时,风险投资人就会承担较大的压力;其次,风险投资人也有可能通过股权稀释或运营干预,变成创业者的敌人;第三,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高参与性等“三高”特征。

  一是期限不同。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98%是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大学捐赠基金,它们的投资期限很长,能够给风险投资基金提供所谓的“长钱”;中国风险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超过50%是个人投资者,他们不大可能投资一只基金10年或更长时间。从期限适配的角度来说,国内的风险投资倾向于投资那些相对比较成熟的项目。

  二是定位不同。在美国,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分工明确,出钱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出钱。有限合伙人是负责提供资金的,他们不能干预基金日常运营。在国内就不一样了,很多有限合伙人不但掌握了财权,而且对项目的筛选、投资甚至投后管理都要深度地参与和介入。有些有限合伙人会寻求加入投资决策委员会,甚至要求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在美国都是不允许的。

  三是偏好不同。美国的风险投资比较喜欢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拥有硬核技术的行业,更加关注基础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国内的风险投资比较关注围绕“消费升级”的衣食住行等行业,比如外卖、美甲、美容、宠物店等。

  在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里,有两项最主要的权利,一项是财权,另一项是事权。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对赌协议,也被称为股份回购协议,是指当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对公司的估值不一致时,双方签署的一种特殊的协议约定。比如说,创业者认为公司值1亿元,但风险投资人认为只值5000万元,那怎么办呢?不如赌一把!

  怎么赌呢?双方针对企业的业绩来做约定,如果实现了约定目标,风险投资人就继续投资;如果没实现,风险投资人就要求被投企业回购公司股份,相当于给了自己一条退路。对赌机制本身并无好坏,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有。

  成功案例:蒙牛向摩根士丹利保证,2003~2006年,蒙牛每一年的复合增长率不低于50%。最后,蒙牛成功达成了目标,同时,在摩根士丹利的资金助力下,蒙牛迅速占领了市场,这份对赌协议实现了企业和风险投资人的双赢。

  失败案例:俏江南与鼎晖投资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赌俏江南在2012年之前实现上市,如果不能上市,俏江南就要给鼎晖投资相应的补偿。结果俏江南冲击A股和港股,都以失败而告终,触发了对赌协议。俏江南拿不出那么多资金,只好引入欧洲一家老牌私募,最终导致控制权易手。

  第三,如何选择风险投资的退出时机?这涉及到双方对上市的时机、目的等基本看法。

  风险投资人对上市时机的考虑,主要是能够顺利变现,以及是否能卖个高价,所以他们会倾向于在股市过热的时候上市,这样方便他们高位套现。但对于创业者而言,如果企业发展的根基还未筑牢,又被资本所裹挟的话,双方就会产生尖锐的利益冲突。

  亚信科技是中国最早拿到风险投资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当时华平投资是其重要的风险投资人。亚信科技的创始人认为当时还不适合上市,而华平投资则一再强调:互联网的风口一旦过去,企业再想上市就很难了。

  后来亚信科技顶不住风险投资人的压力,还是上市了。为了取悦投资者,亚信不得不在每个季度拿出很光鲜的财务报表,走入了“股价决定战略”而不是“战略决定股价”的怪圈。当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亚信科技的市值大跌,业务也大幅萎缩,被搜狐、新浪、网易等“新贵”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总而言之,创业者与风险投资人是既合作又博弈的关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拿了别人的钱,就得让渡自己的利益。有鉴于此,我在创业做私募时,从来没有引入过风险投资。我必须保证100%去控制这家企业,才有可能不被任何人所裹挟,坚持走价值投资的正道。

  上市又称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是指一家企业第一次向公众公开发行、出售其公司的股票。关于“企业到底要不要上市”的问题,众说纷纭。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上市与否,并不是评判企业是否优秀的标准。优质的上市公司当然有很多,但没上市的知名公司也不少,比如说华为、方太、宜家、娃哈哈、老干妈,等等。

  上市的好处包括:一是帮助创始人实现财务自由。一家公司如果净利润是1亿元,那么创始人即使100%持股,可利用的资金也只有这么多。但如果上市了,按照20倍市盈率算的话,创始人的身家会立刻飙升至20亿元;二是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企业上市后,可以从股市募资,从而支持企业后续的经营活动;三是企业上市之后就会有市值,相当于资本市场对它的定价透明化了,同时也可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上市的成本包括:一是上市直接成本,在美国,投资银行提供承销服务收取的费用,基本上是发行金额的7%。企业如果募资10亿美元的话,要支付给投资银行的费用大约是7000万美元;二是IPO抑价,新股上市首日一般会有较大的涨幅;三是企业必须进行信息披露;四是股价有可能出现频繁、大幅的波动;五是企业的流动性增加,有可能引来“门口的野蛮人”;六是加剧股东与高管的委托代理问题;七是上市之后会造就一大批千万富翁,有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

  中国的资本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步,30多年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虽然A股囊括了很多优质的上市公司,但不可否认的是,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小米、美团等科技型企业都选择了在境外上市,说明国内的上市制度还存在一些待完善的地方。

  风险投资和上市都属于股权融资,除此之外,很多大型企业还会选择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企业在进行了股权融资以后,为什么还要进行债权融资呢?原因在于,在企业初创期,企业没有足够的有形资产(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等)来作为抵押物,只能通过股权来融资;随着业务不断发展,企业逐渐有了有形资产,那它就可以通过抵押物来进行债权融资。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股东投钱之后,就成了“自己人”,将来有多少收益,或者承担多少损失,跟企业发展好坏息息相关;而债必赢国际437官方权人不会成为“自己人”,无论企业发展得是好是坏,他都只拿受法律保护的固定收益。如果企业无法在约定的时间内“还本付息”,债权人有权拿起法律的武器,迫使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债券本质上是一份合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一份契约。一张企业债券,核心的要素包括:一是面值。也就是在债券到期时,企业要偿还给债权人的金额。在中国,面值一般是100元。在美国,面值一般是1000美元;二是息票率,也就是债券名义上的利率。如果面值是1000美元,5%的票息率就意味着每年有50美元的票息;三是到期日,通常是10年或20年;四是债券真实的市场利率,也就是“到期收益率”。

  假设一家企业发行的债券面值是1000元,10年后到期,票息率是5%,请问这只债券每年的现金流是多少?

  第1年的现值为50÷(1+6%),第2年的现值为50÷(1+6%)²,以此类推……

  将10年的现金流加总,得出债券的价格为926.3元。它意味着,今天投资者愿意支付926.3元购买一只债券,赋予了投资者在未来10年获得一系列现金流的权利:第1~9年,每年投资者会有50元的现金流入,第10年会有1050元的现金流入。

  通过上述计算,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当贴现率下降时,债券的价格就会上升。当贴现率和票息率恰好相等时,债券的价格就会等于其面额,这种债券叫做“平价债券”。除了一般的企业债券以外,企业还可以发行可赎回债券和可卖回债券。

  债券一般会有对应的信用评级,国际上有三大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分别是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如果是BB或者更低,就被称为“垃圾债券”,也叫“高收益债券”。因为它的信用评级很低,发债人必须提供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才能说服投资人去承受违约风险,来购买这只垃圾债券。

  大宇集团曾是韩国最辉煌的家族企业之一,20世纪90年代其资产总额高达650亿美元,是当时全球最大的20家企业之一,涉及的产业包括外贸、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金融、房地产,等等。然而,大宇集团大举举债、盲目扩张,其资本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在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一系列事件的冲击后,大宇集团最终宣告破产。

  大宇集团的悲剧说明了资本结构的重要性。然而,经济学界却提出了MM定理,又称“资本结构无关原理”。其核心观点为:在无税、无破产成本、信息对称的有效市场前提下,企业价值不受融资方式(股权或债权)及分红政策影响。

  MM定理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经济学观点:企业的价值是由其投资决策决定的,要通过更好地开展投资,由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来增加企业价值;而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就是财务决策,即如何分配企业的现金流,对于企业的价值是没有影响的。

  不过,MM定理是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的,而现实生活中,这些严格的假设条件根本不存在。比如说税收成本,不同的资本结构下,缴税额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一家企业每年的净利润是100万元,如果这家企业没有任何负债,那么这100万元都要缴税,按照30%的税率计算,那么纳税额就是30万元。但如果这家企业有负债,就要支付利息,假设利息支出是20万元,那么就要从企业的净利润里扣除。企业的净利润变成80万元,那么纳税额就是24万元。少交的6万元,其实就是负债创造的价值,称为“税盾效应”。

  既然负债可以避税,那是不是负债率越高越好呢?当然不是,高负债容易让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比如说一家资产1000亿元的企业,负债800亿元,那么只要遭遇20%以上的市场波动,企业的净资产就归零了,甚至陷入“资不抵债”的窘境。那么,最优杠杆率真的存在么?作者的答案是,最优杠杆率是很难计算的。每家企业都是非常独特的个体,有自己独特的企业特征和文化,没有哪个固定的、通用的公式适合所有企业。

  我们平时研究上市公司财报,也会发现这一点: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公司之间,杠杆率的水平差距很大,有的资产负债率低于20%,有的资产负债率高达90%。高杠杆在带来较高回报率的同时,也暗藏着高风险;但较低的杠杆可能意味着公司的资金效率利用不充分。在投资时,要结合企业的商业模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分红是一家企业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它向市场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企业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商业模式,有了很稳定的现金流。一般来说,企业通常有现金分红、股票分红、股票拆分、实物分红等4种方式。投资者千万不要被股票分红所迷惑,因为股东从股票分红里得不到任何额外的收益。

  股票分红和回购,本质上都是企业资本配置的方式。究竟是分红好,还是回购好,资本配置时应遵循什么样的顺序,巴菲特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一是继续投入主营业务,不断巩固竞争优势。任何一家企业,其主营业务都是赖于生存的根基。当企业产生盈利时,如果主营业务还有发展空间,则应优先考虑投入;

  二是寻找新的业务机会,打造第二增长曲线。主营业务有可能存在天花板,或者容纳资金的能力有限,那么此时的眼界可以放宽一点,向外寻找优质资产的投资机会;

  三是设定合理价格区间,回购自家公司股票。低价回购股票是一种收缩性动作,公司的股份会变少,但是股东利益会增厚。伯克希尔设定的回购标准是不超过1.2倍PB;

  四是若无合适资金用途,则可考虑适当分红。当主营业务投入不划算,也没有新的投资机会,同时自家股票也没有低估的时候,为了避免资金闲置,可以考虑适当分红,让股东自行决定资本配置的路径。

  作者认为,企业投资决策要考虑的四大重要原则分别是:底线思维、机会成本、溢出效应、沉没成本。关于“成本”的话题,我写过一篇《这三种成本,决定了你的人生高度》:

  沉没成本,是指已经发生的成本,不应该对你未来的决策产生任何影响。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很感性:对于亏损的股票,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依然不愿意卖出,宁愿看着它眼睁睁地继续下跌……结果是,耗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越高,自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聪明的做法是,从发现不对的那一刻起,壮士断腕,果断止损。毕竟,无论已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它都已无可挽回。

  机会成本的含义是,如果我去做一件事情,我会失去什么;反之依然成立,即如果我不去做一件事情,我会得到什么?网上有个观点:身材好的人,通常都很自律。反之,那些身材不好的人,一定都很不自律。这种观点,前半句没问题,后半句就错得有点离谱了。对于很多企业家或创业者而言,如果他们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健身和穿衣上面,那么他们大概很难取得今天的成就。

  投资时要多考虑机会成本,少关注沉没成本。在具体决策时,可以考虑净现值法。一个项目要投资5000万元,第2年赚到2500万元,第三年赚到3500万元,假设贴现率是10%,那么这个项目值得投资么?我们可以来算算它的净现值:-5000万+2500万÷(1+10%)+3500万÷(1+10%)²=165.3万元。净现值为正,那就值得投。

  对于如何开展投资决策,巴菲特曾说:“我们拥有很多真正卓越的企业,这意味着,卖掉它们的一部分股权以换取新的公司股权几乎是没有道理的。当我们通过增发股票来并购企业时,实际上我们减少了在吉列、可口可乐、美国运通等公司上的所有权。”巴菲特举例说,如果你的棒球队员击打率都是0.38,为什么要换成击打率0.35的球员呢?

  在我看来,价值投资思想的核心之一,就是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现金不如优秀企业的股票,所以要拿着手里多余的现金去买股票或者做并购;优秀企业的股权不如卓越企业的股权,所以尽量不发新股,以免自己本来持有的卓越企业股权被稀释。

  企业的增长主要依赖两种模式:一种是内生性的,一种是外延式的。外延式的增长,主要就是通过兼并收购来实现的。我翻译的《超越巴菲特的伯克希尔》,里边讲到了巴菲特发起并购的很多案例,其实伯克希尔的绝大多数子公司,都不是巴菲特自创的,而是从原来的企业主手里买过来的。并购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吸收合并。例如2018年,德国制药公司拜耳集团吸收合并了美国农业公司孟山都,孟山都不复存在,其产品也融入了拜耳产品组合体系;同年,美团吸收合并了摩拜单车,摩拜单车不复存在,成为了美团单车事业部。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是新设合并,例如2016年,宝山钢铁和武汉钢铁,合并组建了一家新公司: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同年,医疗服务公司艾美仕和昆泰合并,组建了一家新公司:IQVIA。

  二是股票收购。收购方直接在二级市场购买标的公司的股票,当收购方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股票,拥有了标的公司的控制权时,也就完成了兼并收购。例如,艺龙和携程曾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商业对手,双方拼“价格战”接近白热化程度。2015年4月,携程买下了艺龙37.6%的股票,获得了艺龙的控制权,使得双方的恶性竞争结束,回到了专注服务的正轨上。

  三是购买资产。其核心逻辑在于,收购方把标的公司的资产都买过来,虽然标的公司的壳还在,但已然是一具空壳,实质性的收购已经完成了。例如,要买下一家从事汽车生产的公司,可以将其流水线、机器、厂房、设备,包括公司所有的库存都买过来。购买资产完成后,即使标的公司没有被注销,但已经名存实亡了,此时可以认为,并购行为事实成立。

  很多企业做并购,考虑的是能够产生协同效应,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收入的增长。两家企业并购重组后,新公司的社会美誉度、影响力都会再上新台阶;二是成本的降低。合并后的新公司,可以更好地利用规模效益,通过“合并同类项”,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三是税收的优势。假如被并购企业的报表是亏损的,纳入收购方的报表后,会减少收购方的利润,从而产生节税效应。

  作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线.并购是用现金还是用股票?2.并购是自己出钱买还是加杠杆买?其实这两个问题,巴菲特都给出过明确的答案。如果你认为自家股权很值钱,那么并购的时候就宁愿用现金而非股票;伯克希尔做并购,基本上用的是自有资金;但一些私募机构,很喜欢玩杠杆收购。我们之前有一期讲书《门口的野蛮人》,讲的就是KKR利用杠杆收购纳贝斯克的故事。

  股东和高管如果不是同一拨人,那么很可能会产生委托代理问题。董事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制度安排,因为董事会代表股东,可以对企业高管起到监督作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独立董事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能。2001年,安然事件发生后,其董事会深受谴责。监管和公众认为,安然董事会没有很好地监督高管,甚至和高管沆瀣一气,一起造假。受安然事件影响,2002年,美国通过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强化了独立董事的作用。

  在中国,独立董事有两大来源,一是高校教师,二是各类中介机构。目前而言,在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作用还非常有限。机构研究发现,国内独立董事的选拔,主要依靠董事长或大股东的提名,真正到市场上公开招聘独立董事的,占比不到2%。独立董事本来就是依靠董事长或大股东“上位”的,如果又因此获得了一笔不菲的董事袍金,那么独立董事就很难投反对票。

  关于“独立董事不独立”的问题,巴菲特也经常吐槽:“根据我们丰富的董事会工作经验,我们认为,最不独立的董事,往往是董事袍金占年收入比重较大的那些人。与此同时,他们还指望被推荐到其他董事会任职,从而进一步增加收入。然而,偏偏是这些董事最经常被归类为‘独立董事’。”

  诚如巴菲特所言,如果董事袍金占其年收入的比重很高,那么董事几乎不可能拥有独立的思考和决策。用中国的一句俗话说,“吃别人的嘴软,拿别人的手短”。但凡是懂点人情世故,这些董事就不大可能去真正起到对CEO的监督或制约作用,以免背上“吃公司的饭,砸公司的锅”之骂名。毕竟,这些董事还指望CEO让他们继续留在董事会,以及推荐他们到别的董事会任职。

  2015~2017年,A股市场曾出现了一件中国版的“门口的野蛮人”事件——宝万之争。万科股权之争,是A股市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公司并购与反并购攻防战。2015年12月17日,一份王石内部讲话公开挑战宝能系,万科股权之争正式进入正面肉搏阶段。按照万科公告披露,宝能系持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5.04%,距离控股股东地位仅一步之遥。2017年6月9日晚,中国恒大转让14.07%的万科股权给深圳地铁。此次转让后,深圳地铁正式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万科大股东再次易主。

  即使没有控制权之争,对于大型机构投资者而言,他们也会干预公司治理。例如,2004年,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加利福尼亚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宣布,计划收回再次推选巴菲特担任可口可乐董事的投票。该基金认为,由于伯克希尔旗下企业与可口可乐之间存在业务往来,这就导致巴菲特担任董事可能存在利益冲突。

  可口可乐的另一位董事赫伯特·艾伦则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为巴菲特辩护:“巴菲特旗下是有一家公司与可口可乐存在业务联系,但这笔交易只能让巴菲特的500亿美元资产增加3美分。”

  巴菲特后来在致股东信里吐槽:“一些机构股东及其顾问认为,我作为可口可乐董事缺乏独立性。其中一派想把我赶出董事会,另一派则只想把我踢出审计委员会。” 由于巴菲特行得正,立得直,最终还是以84%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为可口可乐董事。

  其实,加利福尼亚州公务员退休基金并不是针对巴菲特,它在反对巴菲特担任可口可乐董事的同时,还投票反对花旗集团的董事长和另外6名董事连任。不管提案内容本身是否合理,机构投资者都对企业会产生重要影响,客观上有助于提高企业外部治理的水平。

  企业风险投资:2018年,网上流传一篇文章叫《腾讯没有梦想》,直指腾讯已经丧失了产品的研发能力,失去了创新精神,蜕变成了一家投资公司。这种批评是有失偏颇的,企业风险投资本来就是企业创新的形式之一,它不是独立的风险投资实体,而是非金融企业的二级机构,其核心业务是为背后的母公司从事早期的风险投资业务。

  反敌意收购:“门口的野蛮人”侵袭的往往是一些股权分散的公司,但公司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尽量规避风险。比如说,苹果公司章程规定,在过去3年内,每年的持股比例不低于3%的股东,才能提名一名董事会成员。苹果的3%股份,无疑是一笔巨款。而且苹果公司有8名董事,就算机构投资者获得一席也起不了决定性作用。

  交易成本:作者认为,股票高流动性不利于创新。这一点,和巴菲特的看法其实挺相近的。巴菲特很早就看透了“交投活跃”的本质:“我们不太理解那些渴望交投活跃的CEO,因为只有当股东不断退出时,才能实现这一点。在学校或者俱乐部,当成员离开时,领导会因此而欢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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