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传统的全球金融叙事中,资本的流动往往是人们目光的焦点。SWIFT系统中流动的数字,代表着真金白银的跨境迁徙。然而,近些年SWIFT系统被频频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在各国开始对数据主权逐渐重视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的核心载体已悄然向“数据”转向。
这一转变并非简单的介质更替,更是一场底层逻辑的重构。金融风险的传递不再仅仅依赖于资产负债表的关联,而是通过数据节点的连接密度呈指数级扩散;金融监管的博弈也不再局限于汇率和关税,而是延伸到了服务器的物理位置与算法的审计权限。习曾指出“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而数据自身的特性也导致了数据拥有的主权属性及人格权益。进而引发了当前金融全球化的矛盾。业务的全球化要求着数据的流动自由,安全的本地化则要求数据严加管控。
在“双向合规”作为大背景的今天,技术逻辑究竟该如何协助传统的法律协调,并成为维持金融全球化运转的新方式。涉及到的不仅是合规技术的进步,还是基于“算法信任”新全球化形态的预示。
跨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往往深陷于“双向合规”的修罗场。企业需要既满足于母国的数据出境管理要求,又满足东道国的数据入境与保护标准。该问题过去或许只是成本问题,数据主权时代则变成了法律义务的冲突。在研究各国美国依托《澄清海外合法使用数据法案》(简称“CLOUD法案”或“《云法案》”,确立了自身的“长臂管辖”原则,要求只要数据控制者与美国有连接点(如在美国上市或使用美国服务器),美国执法机构就有权调取其存储在海外的数据。
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简称“GDPR”)确立了严苛的“充分性认定”标准,在事实上建立了一个数据围墙。我国采取的路线则是基于《网络安全法》与《数据安全法》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和重要数据的出境划定一条红线。
诸国不同的监管方式,意味着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金融科技公司,若响应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审计要求提供用户明细的底层数据,就可能违反中国《数据安全法》。而拒绝提供相关信息则会面临摘牌的风险。
传统的解决思路往往是签署多边谅解备忘录(MOU)或寻求国际条约的协调(如WTO框架下的谈判)。但WTO为代表的传统多边贸易体制,如今正在面临无法快速回应日新月异世界的“回应困境”。亚洲诸国与美、欧在数据价值上的根本分歧也使统一的国际规则短期难以实现。规则协调达到极限,制度供给无法满足商业上需求的时候,寻找新的突围路径成为了提上日程的必然选择。“技术逻辑”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开始登场。
在不转移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的跨境共享。从“数据搬家”到“价值交互”,即是当下数据金融跨境中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这一逻辑的核心技术支撑,则在于联邦学习与隐私计算。
传统的金融全球化模型,如果外资银行需要评估他国用户的信用风险,通常需要将客户的流水、征信等原始数据传输回总部进行风控模型的处理,进而触发数据出境的合规审查,而新的技术逻辑,则可以让数据“留”在本地。通过联邦学习技术,将跨国银行的模型在本地的服务器上进行训练,而后将加密后的梯度参数传回总部,不触碰原始数据。达成“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不动价值动”的疆界重构。
该技术的优势在于,从物理层面解构跨境概念。从法律意义来讲,原始数据从未离开国境,因此避开了违反本地化存储的规定。经济意义上则事实完成了数据价值(信用评估结果、风险模型参数)的全球化配置。这意味着未来的跨国金融监管与合作,可以不单单依赖外交层面的“监管互认”或是“司法协助协定”,也可以依赖底层逻辑型的技术协议,完成技术上的修修补补与金融全球化形态的重塑。医疗行业就曾借助该技术,完成了各方不公布详细数据的情况下,对于病例样本基因组的联合分析与结果共享,实现对于病毒流行病学情况的实时追踪和毒株演化预测。未来,在跨境的反洗钱场景中,各国银行也可以运用该技术,解决过往因为客户隐私保护法而无法共享可疑交易数据的问题。也就是利用该技术,在不泄露具体客户信息的前提下,共同计算出某各账户的“洗钱风险值”,形成一种极具穿透力的技术威慑。
由此看来,当前技术逻辑的演进,也将金融全球化,从单一的制度信任,扩展到兼采技术信任的新模式之中。传统的跨境监管合作所使用的是基于“君子协定”的制度信任模式,但过往因跨境证券监管真空导致的套利行为,表明实际执行中,该模式有时会面对取证难、执行难、响应慢造成的信任困难。并造成实际上的信誉及经济损失。
“技术逻辑”所填补的正是该段监管真空。由代码写就的,基于区块链的技术,可以让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跨境交易不再依赖代理行模式层层记账,而是通过央行数字货币(CBDC)桥(如mBridge项目)进行原子化交易,用链上不可篡改的代码与智能合约,填补对于中转银行信用背书所造成的信任缺口,并最终形成代码信任。这种新形态下的代码信任,具有极强的“去中心化”与“自动化”特征。降低了人为干预风险的同时,也规避了地缘政治对金融基础设施武器化利用的可能。因为在技术逻辑的运行下,连接是基于符合协议标准的流程自动发生的。
当然这样子的技术也需要新的监管科技配套。基于跨境场景的要求,不能再仅仅依赖于事后的报表报送来监管跨境数据流,更需要将监管的节点“嵌入”到数据流动的技术链条本身当中。因此未来的跨境数据监管,也可能不再是对于合同项目的一一审查,而是对于算法安全性与隐私计算合规性的算法审验。监管者需要验证的内容将从数据去哪儿了,变成“监管技术”的黑盒子里流出的参数,是否真的符合法律与监管要求的审核。跨学科的监管能力,会成为对监管机构革新,并实现从“以法治业”兼采“技术治业”的新要求。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制度的变化层出不穷。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连接世界的纽带。通过对于“双向合规”现状的剖析,可以看到传统的规则协调与贸易谈判对于新时代的金融全球化模式有些捉襟见肘。不同国家对于数据主权的不同认识,注定“数据隔离”将会长期并且稳定的存在下去。
在承认数据主权和物理隔离的前提下,通过隐私计算与区块链等手段,构建跨越国界的“价值网络”不失为全球化的另一条路径。“技术逻辑”所构成的精密全球化形态,比起追求粗放的“数据自由流动”更像是一种“价值的精准协同”。我国作为金融科技大国,在当前海量数据场景与算法领先时间的基础上,完全有能力成为新规则技术标准的领航者。未来的金融全球化,不会是无序的野蛮生长,基于技术信任与规则共识的“有序流动”,既是一场必须面对的技术大考,更是一次通过制度型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比起等待一部完美的《全球数据公约》,如何在“连接”与“隔离”、“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通过RegTech和隐私计算,实现更安全的连接。摸着“规则”和“技术”的石头,让数据过河,这或许是我们在新时代需要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