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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
发布时间:2026-03-08
 数字基础设施对革命老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10-2022年914个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变差分模型发现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通过增强财政能力和促进信息化实现,效应在低宽带密度和农业机械禀赋地区更明显,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2年间914个县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老革命根据地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以“宽带中国政策”(BCP)为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对革命老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2010-2022年914个县域面板数据,采用时间变差分模型发现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通过增强财政能力和促进信息化实现,效应在低宽带密度和农业机械禀赋地区更明显,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2年间914个县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对中国老革命根据地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以“宽带中国政策”(BCP)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时变差分差异模型来识别该政策的效果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强政府财政能力和促进社会信息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宽带接入密度低和农业机械禀赋高的地区,收入提升效应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接入和生产要素的互补性共同影响了政策效果。此外,空间计量经济分析证实了正向的溢出效应,表明一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促进周边地区的收入增长。研究结果凸显了数字基础设施作为包容性农村发展的关键驱动力的作用,为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与传统资产的协同整合以及实现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区域繁荣提供了宝贵的政策启示。

  联合国将消除全球一切形式的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阶级的收入持续增长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2000年至2022年间,信息技术(IT)服务的附加值年均增长8%,增速几乎是全球经济的两倍(世界银行,2024年)。数字经济发展为促进区域经济繁荣和消除贫困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数字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数字鸿沟(Helsper,2021年),特别是在缺乏必要数字基础设施、专业知识和资源的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能力和资源不足,这些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使得和地区无法充分受益于数字红利(Ragnedda等人,2022年)。因此,农村居民的收入仍然较低,增长速度受到限制。更具包容性的数字经济发展深刻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工作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可及性,确实为消除贫困提供了新的动力。中国政府于2013年首次提出BCP,并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分别宣布了三批117个城市作为宽带中国的试点城市。BCP实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改善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增强农业和农村地区开发和使用信息资源的能力,设立更多农村信息服务网点,提高农业信息服务的水平,提升农村居民的福祉。

  根据中国老革命根据地网络的定义,中国的老革命根据地是指在中国的领导下,以及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领导下,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和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共有1599个县级行政区被正式指定为老革命根据地。尽管从宏观角度来看,老革命根据地在发展上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它们通常被视为需要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重点支持的地区,其人均收入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关键发展指标的平均值仍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安徽省、广东省和江西省为例,2022年这些省份老革命根据地中80%的县的人均GDP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从地理上看,这些省份的大多数老革命根据地位于多个省份交界处(Townsend等人,2017年;何等人,2024年),这些地区在行政上处于边缘地位,经济贫困,数字基础设施也较为落后。老革命根据地的人民为国家的建立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刘等人,2024年)。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现这些老革命根据地的振兴和发展,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Anil,2023年)。在振兴和发展老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特别重视在这些地区建设宽带、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大数据等数字基础设施。例如,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三批宽带中国政策(BCP)试点城市,其中60%位于老革命根据地内。目前,这些老革命根据地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宽带。然而,将数字基础设施的政策效益转化为革命老地区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可能比预期的要复杂得多。这项政策能否在革命老地区带来稳定的净收入增长效应?这种效应是如何产生的?由于地区差异,政策效应是否会表现出异质性?

  因此,本研究采用BCP作为准自然实验,并最终选择了中国老革命根据地的914个县作为研究样本。它评估了数字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对中国老革命根据地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分析了其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有显著影响。BCP政策实施后,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投入和促进社会信息化,可以促进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此外,政策实施地区的要素禀赋也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产生了影响。

  本研究在多个方面有所贡献。首先,本研究关注中国的革命根据地这一具有特殊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欠发达地区,评估了BCP的收入提升效应。它为理解在深度贫困地区实现数字红利所需的条件提供了新的证据。其次,本研究整合了技术创新、公共产品和内生增长的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涵盖了政府财政投资和社会信息化提升的双重机制,系统地解释了数字基础设施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传递效应,弥补了现有研究中对这些因素协同作用关注不足的不足。第三,在异质性分析方面,本研究超越了简单的区域分组比较,从宽带接入密度(代表地区的基本数字条件)和农业机械禀赋(代表传统生产要素的条件)出发,揭示了导致数字基础设施对收入增长效应差异的潜在条件和边界。这为在欠发达地区制定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数字农村政策提供了实证依据。第四,本研究不仅考察了政策的局部效应,还验证了其对邻近相似地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本研究的其余部分如下:第2节介绍理论框架;第3节介绍模型、变量和数据;第4节分析实证回归结果,探讨机制、异质性和溢出效应;第5节讨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现有文献深入探讨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各种因素。确定的关键因素包括农村地区的工业活动扩张(Yang等人,2023年)、政府干预(Lu等人,2020年;Sheng和Wang,2022年)、城市化进程(Yuan等人,2018年)以及自然环境特征(Ojo和Baiyegunhi,2021年;Akbari等人,2020年)等。

  2014年、2015年和2016年,BCP每年发布一批政策实施试点名单。为了准确评估数字基础设施战略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时变DID方法。方程(1)是本研究的基准回归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