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美国一直是全球资本首选的投资地。然而随着美联储持续紧缩、政治分化加剧以及对外经济政策多变，外资对美资产的热情正在降温。2024年亚洲对美净资本流入仅680亿美元，创下新低。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市场以制度稳定、政策兑现和产业潜力，正吸引全球资本重新布局。资本流向的这场再平衡是短期波动，还是全球格局重塑的开端？谁在失去，谁又能抓住新机遇？

　　美国昔日“资本避风港”地位正动摇：亚洲对美资产累积逾7.5万亿美元，但2024年净流入仅680亿，占顺差11%；海外持有美债比例已从2008年近60%降至2024年底31%。美联储高利率、去美元化情绪、关税壁垒与拟征“Section 899”报复税叠加发酵，令外资对美国股债和实业并购兴趣骤降，全球资金加速撤离。

　　数据表明海外投资者对美资产热情显著降温，资本加速撤离。亚洲主要出口国曾奉行“顺差再投美”策略，在美资产高达约7.5万亿美元，但这一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1]。外资减持美债趋势尤为明显，2024年底外国机构仅持有约31%的美债（总额28.55万亿美元），较2008年近60%的高点持续下滑；短期国库券市场份额跌破20%，十年内降幅超过一半[2]。FDI同样疲软：2025年一季度流入骤降至528亿美元，仅为当季经常账户赤字的一成左右[3]。特别是各国央行等官方机构开始“悄然撤退”：2025年6月，托管于纽约联储的美债余额降至2.88万亿美元，较3月减少约900亿美元，减持中逾半为美债。官方机构在美元走弱时减持，凸显储备资产的多元化趋势[5]。

　　与此同时，美联储加息虽推高美债收益率（10年期利率自2024年4月以来上涨约50个基点），但却未吸引资金回流，反而伴随美元继续疲软。市场对高利率背景下美国债务可持续性产生疑虑，长期风险溢价上升，进一步削弱外资信心[9]。此外，美国拟实施的“Section 899”条款对外国投资者加税（税率上限比现行税负高20%），引发外界对美方利用税制服务自身经济利益的担忧。该措施若实施，将可能升级为“资本战”，动摇外资对美债等美元资产的兴趣[4]。

　　综上，去美元化趋势、美债性价比下降与政策不确定织，正共同促使全球资本重新审视其对美国市场的配置。

　　美国实体经济领域同样面临外资退潮，外国公司在美设厂、并购和再投资的积极性明显下降。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FDI流入仅为528亿美元，环比下跌逾三成，创疫情后新低。除2022年末的特殊波动外，该数据为近年来罕见低点。分析指出，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引发高度不确定性，是企业延缓决策的主因。尽管特朗普声称关税促使企业重投美国，实际却显示不确定性反令投资放缓[3]。

　　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与《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ct)虽意在强化本土制造，但其中偏向本土企业的政策条款与供应链合规要求，也使得海外投资者对美营商环境产生疑虑。此外，美国政府对敏感行业并购审查趋严（如CFIUS介入增多），更令外资受限。许多外资企业发现，政策红利难以触及、合规成本走高，增加了项目落地的不确定性。

　　地缘政治亦为关键变量。中美科技摩擦、关税博弈令中国对美投资急剧收缩：中国企业在美FDI已从2016年的460亿美元暴跌至2022年不足50亿美元，锐减逾九成。曾活跃于美的中国企业，因资本管制、安全审查与紧张氛围大幅撤退。不仅中国，其他受贸易摩擦影响的国家企业也开始重新评估投资策略。一家亚洲制造商便在关税提高后搁置在美建厂计划并转向他国扩张。据统计，2025年前5个月，北美已有逾140亿美元制造和清洁能源项目被取消或推迟，其中不乏有海外企业主导[7]。

　　与此同时，美国拟议的“Section 899”条款激起海外企业强烈反弹。该条款将对来自部分国家的投资者施加最高20%的额外税收，引发包括英国与欧盟在内的盟友担忧。该税不仅挑战了美国的市场开放原则，还可能损害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信心。意大利某银行担忧称，其实施将打击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地位[4]。

　　在此背景下，美国FDI结构正发生微妙变化：新建项目（如工厂）的占比下降，更多资本选择通过并购短期进出或撤离。例如，2025年初日本制铁以近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尽管金额庞大却属产业整合性质，而非新增投资[10]。整体上，实体领域外资正“边撤边看”，反映出外部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信心减弱。当保护主义和政策壁垒成为常态，跨国公司不再视美国为“必争之地”，而是将投资目光转向他国。

　　外资撤离美国之际，美资与全球资金正加速再平衡：欧洲因复苏吸走部分美资，而债务轻、增速高的新兴亚洲更成“应许地”。2024年起其国债收益率低于美债，IIF称当年新兴市场股票债券净流入2735亿美元，近八成投向债券。中国新能源、AI等新赛道与墨西哥、东南亚制造承接潮，令美企与投资者纷赴布局，全球资本重心东移。

　　美国资本外流背后有多重考量。一方面，美联储加息推高利率，虽短期提升美元资产收益，但也加剧市场波动性。2024年底，美联储暗示降息节奏缓慢，引发市场担忧美国资产缺乏上行动力。同年12月的一周内，美国股票型基金净流出达502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大单周撤资，显示投资者对美股前景日趋谨慎[6]。在高利率和高估值并存的背景下，资金倾向转投其他市场。

　　另一方面，美国政策不确定性削弱投资吸引力。尽管拜登政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等产业补贴政策，但其本土主义倾向显著，设置严格的本地采购要求令外国企业合规成本上升。同时，政策频繁更替也令市场信心受损。若政权轮替，现行政策可能面临推翻风险，进一步加剧制度不确定性。

　　评级机构惠誉在2023年罕见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批评其财政和债务治理水平“持续恶化”。惠誉指出，举债上限危机频发和政治博弈加剧，已侵蚀国际社会对美国财政管理的信任[13]。此外，2024年大选周期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性，使投资者难以预测未来政策走向，加重长期投资项目的风险溢价。共和党与在贸易和税收议题上的持续博弈进一步加剧这种不确定。

　　尽管相关资本流出数据尚不完全公开，市场普遍认为2024年可能标志着美国金融霸权的“高水位线”。若政策连续性和治理能力无法改善，美国“最佳投资目的地”的地位将受到进一步削弱。面对利率高企与政策风险，美资正重新评估全球资产的风险收益比，启动更为分散的全球配置路径。

　　相较于美国市场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在回报与宏观稳定方面展现出稀缺的“组合优势”，成为全球资本眼中的“应许之地”。首先在利差层面，亚洲多国的10年期国债利率自2023年第四季度起普遍回落，显示投资者对其债务可持续性保持信心。到2024年底，中国、泰国、韩国等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低于同期美国国债利率，表明市场给予其更高的信用评价。与此同时，许多新兴市场货币表现稳健，部分对美元升值显示其外部平衡状况的改善。温和通胀则为新兴市场央行留出降息空间，推动资产价格上扬，进一步吸引外资。

　　更深层次的吸引力来自结构性增长与产业布局。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拥有人口红利与庞大中产市场，制造与科技产业发展迅速。例如中国在新能源车、光伏、储能和AI芯片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印度则在数字服务和创新创业方面表现活跃，东南亚的电动车和电子制造业也快速崛起。这些行业成为全球资本追逐的新赛道。与估值偏高、增长趋缓的美股相比，新兴市场资产则“物美价廉”：MSCI亚太（除日本）指数的市盈率约为13倍，低于欧洲主要股指的15倍，且盈利增长预期更高[9]。

　　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也使部分国家获益。例如美国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意外带动“China+1”战略国家吸引制造业转移：

　　墨西哥凭借北美地缘优势和《美墨加协定》红利，成为美资制造外移首选。低成本劳动力与关税优惠推动电子与汽车产业投资激增，美企纷纷在墨建厂缩短供应链。

　　印度则被视为下一个全球制造与科技枢纽。其工程师红利与政策激励吸引谷歌、微软等在AI、芯片和清洁能源领域加码布局，为全球长期资本提供增长锚地。

　　泰国在东南亚扮演FDI中枢，政策稳定、外资激励突出，吸引包括中国电动车厂在内的投资者布局电池与整车生产。旅游业复苏也带动相关基建投资。

　　越南因劳动力成本低与地缘地位独特，成为“China+1”受益者。电子、纺织与轻工业制造链加速向其聚集，营商环境改善增强外资信心。

　　中国尽管地缘政治紧张，但其完整产业链与科技突破依然强劲。新能源车、光伏与AI芯片等行业维持领先，吸引全球长期资本持续配置。加上金融和汽车等领域的外资准入放宽，其庞大内需市场仍具独特吸引力。

　　综合来看，“高收益+稳增长”的宏观条件叠加“新产业+大市场”的微观优势，构成新兴市场对资本的强劲吸引力。资金正从华尔街出发，转向清迈、孟买与瓜达拉哈拉——全球资本版图正在重绘。

　　全球资本的“大挪移”标志着大类资产配置的结构性变迁，逐步从“再投资美债”转向“全球组合分散配置”的新范式。长期以来，亚洲出口国倾向将贸易顺差投入美国国债和股票，美债是主权基金与外储管理的首选。然而，这一格局正出现转折。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2024年流入新兴市场的投资组合资金达2735亿美元，其中2190亿美元投向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债券，占比近八成[8]。相比之下，美债逐渐失去其“全球蓄水池”的角色，全球投资者正在更均衡地布局资产以分散风险。

　　不仅证券市场，全球FDI也在重构。美企海外投资正从金融导向转向实业布局，如在墨西哥和东南亚设厂、并购企业以建立区域供应链，不仅为节省成本，更为开拓市场并规避贸易壁垒。同时，私募与资管巨头也将重点转向亚洲等增长型市场。2024年初，KKR募得64亿美元设立亚太基础设施基金，成为该地区迄今最大规模同类基金。KKR指出亚洲贡献全球60%以上的增量，显示投资潜力巨大。包括贝莱德、凯雷在内的资管机构也在东南亚加快布局，聚焦基础设施与数字经济领域[10]。

　　整体来看，全球资本配置正从美债、美股主导走向多极化与分散化。2025年或许将被视为美国金融霸权的转折点，资本地图正在扩展，坐标系逐步偏离华尔街。

　　研究表明制度质量与政策连贯性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决定因素[16]。高水平制度和稳定政策能增强资本吸引力，反之则促使资本外流[17]。近年来，美国财政赤字高企、债务上限僵局和政策摇摆不定正削弱外资信心。惠誉在2023年下调美国信用评级，直指政府治理低效、债务问题加剧。分析认为反复上演的债限危机及最后时刻妥协暴露治理紊乱，侵蚀其信用根基[13]。同时，美国频繁动用金融制裁、冻结外国资产，使包括盟友在内的多国开始反思对美元体系的依赖，探索使用本币、黄金或数字货币结算的新支付体系[14]。这些趋势表明，美国滥用金融霸权的“极限施压”策略正促使全球资本重新寻找“安全港”。

　　相比之下，中国则通过提升制度与政策连续性，持续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2025年4月，中国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117项缩减至106项，并重申“非禁即入”原则，明确外资在交通物流、租赁服务等领域享有更多开放空间[12]。政府强调政策的连续性与可预期性，自2023年起密集会见跨国高管，缓解外企疑虑。尽管疫情与贸易摩擦曾对外资造成冲击，多家跨国公司（如百事可乐、空客等）高层仍在访华后宣布追加投资[11]。

　　数据也佐证中国制度红利的吸引力：2020年中国FDI达1630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当年全球最大FDI流入国[15]。尽管之后有所回调，中国2023–2024年仍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尤其在高技术制造与服务业持续获青睐。中国同时出台《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设立外企服务专班，强化平等待遇与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制度软环境。然而中国仍面临挑战。地缘政治摩擦可能影响外资预期，中国需在维护核心利益与保持开放中寻求平衡。此外，中国须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透明度，以稳固投资者信心。

　　全球资本正因制度与政策差异重构流向。发展中国家和美国之间的相对制度差异正在收敛，美国虽然仍处于外资投资高地，但其因近几年的治理失序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对外资的吸引力减弱。中国则凭借制度稳定与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了更多国际资本的关注。随着全球资本钟摆转向新兴市场，若能保持特定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有望在此轮重构中抓住吸引外资的机会。美国若不正视其制度困境，恐在资本博弈中持续失去其阵地。bwin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