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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张振鹏 正本清源: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 而非 “优先”
发布时间:2026-06-29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核心标尺始终是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长期以来,不少基层文件、日常工作中习惯性简化表述,将规范提法替换为 “社会效益优先”。二者仅一词之差,却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理解、治理思路,日积月累滋生监管泛化、经营低效、改革畏缩等诸多现实堵点。想要打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梗阻,首要任务便是厘清两种表述的本源差异,回归中央政

  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完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核心标尺始终是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但长期以来,不少基层文件、日常工作中习惯性简化表述,将规范提法替换为 “社会效益优先”。二者仅一词之差,却折射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理解、治理思路,日积月累滋生监管泛化、经营低效、改革畏缩等诸多现实堵点。想要打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梗阻,首要任务便是厘清两种表述的本源差异,回归中央政策设计的完整逻辑,从认知根源校正价值导向。

  任何政策提法的内涵边界,都依托顶层文件的权威设定,这是区分 “放在首位” 与 “优先” 的第一道分水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并非阶段性工作口号,而是贯穿二十余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法定标准表述,具备完整、稳定的政策支撑体系。自〔2015〕50 号文系统确立该论断后,党的二十大报告、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国有文化资产监管一系列配套法规均原文沿用,没有任何删减、替换。这份顶层设计精准把握国有文化企业兼具意识形态属性与市场属性的双重特征,清晰划定两大效益的平衡框架,是所有监管、考核、改革工作不可偏离的根本遵循。

  反观 “社会效益优先”,翻阅全部中央正式政策文本,从未将其作为规范论断使用。该说法只是基层工作人员为简化口头表达、片面放大文化意识形态特殊性,自行删减政策限定条件形成的衍生话术。在长期传播中,这种简化表述脱离顶层设定的边界约束,自带 “非此即彼、资源倾斜” 的取舍色彩,很容易扭曲政策本意,不具备公文合规效力,更不能作为制定制度、开展监管的依据。简单来说,一个是经过顶层统筹、逻辑完整的制度基准,一个是脱离原文、存在先天漏洞的简化误读,二者政策根基的差距,直接决定了落地治理效果的天壤之别。

  政策文本的用词差异,背后是两套完全对立的治理思维,这也是误用 “优先” 会持续引发各类矛盾的核心原因。中央提出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本质是设立不可突破的经营准入底线,而非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置于相互冲突的对立面。这套逻辑清晰划定边界、兼顾双向发展:从管控范围看,它仅聚焦主旋律传播、内容安全、公共文化供给、非遗文脉传承等核心阵地,不会随意延伸到人事聘用、商业合作、数字化创新等纯经营性事务;从发展目标看,守住意识形态底线只是前置门槛,最终追求两大效益同步提升,合规前提下充分参与市场竞争、盘活国有文化资本是核心方向;从责任约束看,导向失范、内容出错要严肃追责,长期亏损、资产闲置、创新乏力同样要问责,权责双向对等,不存在任何免责空间。

  而 “社会效益优先” 的内在逻辑自带零和博弈倾向,天然会造成治理尺度失衡。它默认一旦公益任务与市场收益产生冲突,就要无条件牺牲产业发展,人为割裂双效共生关系;同时该表述没有清晰的适用边界,监管部门可将其套用到企业全部经营活动中,层层加码扩大行政干预范围;在责任层面更是形成明显漏洞,只要冠以服务公益的名义,经营低效、改革滞后都能找到推脱借口,单向宽松的问责机制,直接催生 “重任务、轻发展” 的畸形经营心态。为直观呈现两套逻辑的全方位区别,可通过下表清晰对照:

  〔2015〕50 号、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顶层原文,具备刚性政策约束力

  透过表格不难看出,两种表述不只是文字差异,更是 “精准治理、双向赋能” 与 “泛化管控、单向约束” 两种治理模式的差异,长期误用 “优先”,会从顶层认知开始层层传导偏差,最终体现在行业运行的方方面面。

  认知偏差不会停留在纸面,而是会落地转化为企业经营、行业监管、体制革新中的真实阻力,成为文化改革难以向纵深突破的隐形阻碍。站在企业经营层面,“社会效益优先” 极易成为经营低效的免责盾牌。不少地方文艺院团、出版单位、老字号文化企业缺乏市场化运营动力,长期依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转。面对 IP 开发、文创商业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提质增效举措时,管理层常以 “优先保障社会效益” 为由消极观望,心安理得依靠公益属性掩盖经营短板,逐步固化 “用社会效益兜底经营亏损” 的路径依赖,彻底丧失自主造血、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

  落到行业监管层面,模糊表述为随意扩权、层层加码提供了合理化外衣。部分主管部门借助 “优先” 无边界的特点,把内容导向审查逻辑延伸到项目投资、人才选聘、商业洽谈等日常经营事项,大量口头指导、临时督办等隐性干预层出不穷。企业为规避各类潜在风险,只能主动收缩创新空间,减少题材探索、放缓市场布局,大量人力物力消耗在重复报审、多头沟通上,持续走高的制度易成本,直接压制整个行业的创新活力。

  放眼整体改革推进,这套误读话术更是体制突破的挡箭牌。职业经理人制度、中长期激励、跨区域资源整合、无形资产资本化等改革举措,本身带有一定探索属性,存在短期试错风险。不少主管单位和经营管理层,会以 “避免冲击社会效益优先地位” 为理由搁置试点,改革工作长期停留在企业挂牌、简单合并等表层操作,不敢触碰产权、监管、考核等深层体制矛盾,导致文化领域治理现代化建设进度滞后。

  想要彻底消除表述误读带来的连锁负面影响,不能只做文字层面的简单修正,必须配套一整套衔接顺畅、逻辑自洽的改革制度,从文本规范、组织架构、监管规则、考核体系多维度堵塞漏洞,真正落地 “底线前置、双效共生” 的核心要求。

  首先是统一全系统文稿规范,从源头切断认知误导。在所有改革方案、监管清单、考核办法、会议材料、工作汇报中,完整使用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官方原文,全面清理、剔除 “社会效益优先” 这类不严谨措辞,形成统一的政策话语体系,保证各级单位理解政策时起点一致、标准统一。

  其次是推行集团内部功能分拆,从组织层面隔离两套运行逻辑。针对公益、市场业务混营的大型文化集团,划分使命保障型、市场竞争型两类独立运营主体。使命板块专职承担主旋律宣传、文物保护、非遗活态传承等底线任务,按公共服务逻辑保障运转;市场板块在明确的前置审查目录之外完全自主经营,充分释放市场化运作空间,两类主体法人、财务、考核相互分离,从根源杜绝单一主体借公益身份回避经营责任。

  同时落地三权分设、清单法定的新型监管机制,压缩随意扩权空间。以政府规章形式出台《国有文化企业监管权责总清单》,清晰划分宣传部门导向监管权、文资机构出资人职权、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管理权,明确三类权力各自的行权范围与禁止事项;配套穷尽式《内容前置审查目录》,仅针对重大、敏感题材开展事前审核,普通经营性内容实行告知承诺、事后追溯模式,斩断依托模糊表述泛化干预的制度通道。

  最后搭建双效分考、集团统筹的综合评价体系,补齐权责对等的问责闭环。针对两类主体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使命保障主体以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等社会效益指标为核心,市场竞争主体重点衡量资本回报、产业创新能力;集团层面对两类评价结果统筹汇总,完整体现双效统一要求。同时明确刚性问责条款,无论是内容导向失守,还是资产流失、经营持续亏损,都要对应追责,彻底消除 “只讲公益、不问效益” 的单向免责漏洞。

  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 与 “优先”,一词之差,背后是两套完全相悖的文化治理逻辑。片面使用 “社会效益优先”,本质是对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的浅层、片面解读,会持续带来监管失度、企业躺平、改革停滞等多重现实问题。只有坚持正本清源,牢牢把握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 的政策本义,以底线思维筑牢文化安全屏障,以市场思维培育文化产业动能,同步配套功能分拆、清单监管、分类考核等系统化改革举措,才能真正统筹兼顾文化阵地建设与国有文化资本做强做优,不断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夯实坚实的制度根基。

  张振鹏,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耕文化产业管理、艺术管理等领域,长期从事学术研究、高端智库咨询与人才培养工作,系微信公众号“深大张振鹏”创立与运营者。现任中国艺术学理论艺术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分会常务理事;兼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产业智库专家及秘书处负责人、山东省文化资产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入选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深圳鹏城孔雀高层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