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进行首次审议,标志着我国中央银行的法治建设迈入了现代化、体系化的新阶段。本次修订草案内容翔实,较好地回应了近年金融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然而,立足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在需求,对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新加坡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欧盟的立法与监管经验,草案在系统性风险处置的权责机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协调、央行履职的透明与问责、以及应对未来数字金融挑战的前瞻性设计等方面,仍有深化和细化的空间。为此,提出以下九点修改完善建议,以期草案更加成熟、完备。
草案主要关注于风险防范与日常监管(如第二十九条至第三十八条),虽然在第一条、第二条等原则性条款中提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但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后的处置流程、央行的具体权限(如接管、设立过桥机构、实施债权减记等)、与存款保险机构及金融稳定保障基金(《金融稳定法》预设)的协调机制等,均未作出具体规定。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规定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IFI)的生前遗嘱(Living Wills)要求,并赋予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有序清算授权(OLA),对倒闭的SIFI进行处置,央行(美联储)在其中提供流动性支持并参与决策。
欧盟(银行复苏与处置指令,BRRD)。建立了“复苏与处置计划”(RRP)制度,强调“内部纾困”(Bail-in)原则,并明确了成员国处置机构的广泛权力。
英国(2016年英格兰银行与金融服务法案)。进一步强化了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管理中作为最终处置机构的地位,并与审慎监管局(PRA)建立了清晰的协调机制。
建议:在“第六章 财务会计”之后,增设“第六章之一 金融风险处置”或扩充“第五章 金融监督管理”相关条款。明确中国人民银行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处置的牵头机构(或主要机构之一),在法律层面授予其在危机状态下可采取的特种处置工具(如临时接管、暂停支付、资产与债务转移等),并规定其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管理部门及金融稳定保障基金等在处置过程中的职责分工与协作流程。
原因:“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制度化的“消防通道”。明确的处置框架能增强市场预期,降低道德风险,防止危机时决策混乱。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必须在处置框架中占据核心位置,以确保流动性支持的有效性和审慎性。这并非赋予央行无限权力,而是框定其权力边界和行使程序,实现权责对等。
草案第四条第四款明确了人民银行“牵头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等条款进一步阐述了宏观审慎管理的部分内容。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本身的法律定义、核心目标(除系统性风险防范外,是否包含信贷周期调控、房地产金融风险等具体维度)、主要工具(如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附加资本、贷款价值比LTV、债务收入比DTI等)的法律授权,规定仍较为原则化。
美国。由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SOC)负责识别系统性风险,美联储负责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强化的审慎标准,工具包括压力测试、资本附加要求等。
欧盟。建立了由宏观审慎当局(成员国央行或指定机构)负责实施,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负责预警和建议的三级宏观审慎体系,工具在法律层面(如资本要求指令CRD)有更细致的授权。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其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如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多次降温措施)具有高度的相机抉择性和透明度,并建立了与货币政策沟通的机制。
建议:在总则或专门条款中对“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出更清晰的法律定义。将实践中已证明有效的、核心的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如逆周期资本缓冲、特定部门风险权重调整、房地产相关信贷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等)明确列入人民银行的法定工具箱。同时,在第二十九条后增加一款,要求人民银行定期(如每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阐述其宏观审慎政策立场、风险评估及工具使用情况,增加政策透明度。
原因:法律的明确授权是政策有效性和公信力的基础。清晰的工具清单能减少执行中的不确定性。提高透明度有助于引导市场预期,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宏观审慎管理。借鉴各国经验,将工具的授权与透明化的决策、报告机制相结合,是提高宏观审慎管理效能的通行做法。
草案提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如第二条),但未在法律层面建立两者协同运作的常态化、制度化机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目标可能存在短期冲突(如抑制通胀需加息,但可能加剧经济下行和资产价格压力)。
英格兰银行。在组织架构上实现了货币稳定(MPC)、金融稳定(FPC)和微观审慎监管(PRA)的“三位一体”,FPC与MPC成员有交叉,并定期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策交互影响。
欧洲中央银行(ECB)。管理委员会统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后者主要由成员国执行,但ECB可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力求在顶层决策中通盘考虑。
日本银行。近年来明确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作为其货币政策操作的考量因素之一,在实践中注意政策工具的协调。
建议:在第十条关于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扩充,或增设独立的“宏观审慎政策委员会”。更重要的是,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与宏观审慎政策决策机构之间法定的信息共享、协商和联合会议机制。明确当政策目标存在潜在冲突时,决策的优先顺序和协调程序,并应将协调过程和理由作为向全国人大报告的内容之一。
原因:“双支柱”不是两个独立的柱子,而应是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缺乏制度化协调可能导致政策抵消甚至相互掣肘。央行作为两大政策的最终操作者,必须在法律框架下实现内部决策流程的深度融合,以统筹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两大目标。
这是一大亮点。草案第十五条明确了“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这是历史性突破,从法律上确立了数字人民币(e-CNY)的法定货币地位。但相关配套监管授权仍有完善空间。
主要国家普遍做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尚未正式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但均在进行探索和立法研究。其立法准备普遍围绕几个核心:明确发行主体(央行)、界定法律属性、保障隐私与数据安全、确保与非CBDC支付系统的互操作性、明确跨境使用的规则。
新加坡。MAS在项目Ubin和全球CBDC探索中,特别注重技术标准和多边合作。
对加密资产的监管经验(如欧盟MiCA法案)也值得借鉴,但需区分私人加密货币与央行数字货币。
建议:在总则“人民币”一章中,增加条款明确:第一,数字人民币的发行、运营、流通、回笼及技术标准制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独家负责。第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人民币的支付网络及钱包服务商等基础设施的监督管理权限。第三,增加对数字人民币反洗钱/反恐融资、用户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的原则性要求,授权央行制定具体细则。第四,为未来可能进行的批发型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实验和规则制定预留法律接口。
原因:单纯承认“数字形式”是第一步。要为未来的大规模应用、技术创新和复杂场景(如跨境支付、智能合约应用)铺平道路,必须在顶层法律中为央行的核心监管职责(不仅是发行者,也是监管者)奠定基石,防止出现监管模糊地带。这是领先于国际的立法前瞻性要求。
第六条原则性地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不受其他方干涉。但在具体决策程序(如第五条需报国务院批准的事项)、预算管理(第三十九条)、特别是宏观审慎决策的透明度与问责方面,规定较为简略。
独立性。欧美主要央行(如美联储、ECB)在法律框架下拥有较高的货币政策决策独立性。英国《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的操作独立性。
透明度与问责。各国央行普遍通过发布通胀/金融稳定报告、公开会议纪要、接受议会质询等方式提高透明度并履行问责义务。美联储主席需定期向国会作证。
建议:可以考虑进一步界定国务院批准事项的范围(第五条),将更多常规性、技术性决策明确为备案制而非批准制。更重要的是在“第五章 金融监督管理”中,增设条款要求:中国人民银行应就宏观审慎政策的重大决策、重大风险评估、系统性风险处置情况等,定期(如每季度或每年)向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相关报告(涉密内容除外)应向社会公开摘要。在第四十二条年度报告的基础上,要求报告内容应包含独立的评估效果分析。
原因:现代中央银行的核心公信力,建立在政策独立性、决策透明度和有效问责的“铁三角”之上。更清晰的决策分界和更严格的报告、说明义务,有助于增强国内外市场对央行政策和我国金融体系的信任。透明化是落实党的领导、接受人民监督的最佳路径。
草案第三十七条第三款原则性地规定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国际组织进行信息交流和跨境监管合作”,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涉及域外适用和阻断反制。但对跨境监管合作的具体权限、信息共享的范围与限制、以及在处理涉及外国金融机构时与国内其他监管部门(如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的职责划分,规定仍显薄弱。
美国、英国、欧盟。在处置跨境金融机构(如雷曼、冰岛银行、德银危机)时,均体现出在法律框架内,监管部门之间(如美英监管机构之间)以及政府层面(如欧美政府间)的紧密协调。相关法律(如美国的Dodd-Frank Act)提供了明确的国内部门协调授权。
国际协议。G20、巴塞尔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FSB)等推动的谅解备忘录、监管联席会议等实践,均需国内法提供明确授权。
建议:在第三十七条中增加一款,明确赋予中国人民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防范跨境风险传染的目标下,有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签署并执行监管合作协议或谅解备忘录,有权在遵守国家保密法和信息保护法的前提下,进行特定目的的跨境监管信息交换和协同调查。同时,在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中,明确要求境内金融机构必须配合人民银行的跨境监管合作请求。
原因:金融风险无国界。面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和日益复杂的跨境金融活动,缺乏国内法明确的深度合作授权,将导致中国监管机构在国际合作中处于被动,不利于主动识别和防御外部风险输入。
草案围绕机构监管、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展开,但对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直接着墨较少,主要是通过反洗钱、支付清算、征信管理等间接涉及。
英国。在2013年金融监管改革后,成立了独立的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与注重审慎的PRA并立。FCA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和增强对金融系统的信心,保护消费者。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被授予广泛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权,负责相关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欧盟。MiFID II、PRIIPs等指令,都嵌入了强大的投资者保护和行为监管要求。
建议:在第二条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定位中,以及在第五条职责中,增加“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秩序,防止欺诈和不公平交易行为”作为央行的目标和职责之一。并在“第五章 金融监督管理”中,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制定覆盖其监管领域的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保护的基本规则和行为监管标准。
原因:金融稳定不仅关乎机构不倒,也关乎市场信任和公众信心。微观层面的不公平交易、不当销售和欺诈是金融风险的微观源头,也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较为分散。作为拥有支付、征信、金融统计等数据优势的中央银行,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基础规则制定和市场行为基准设定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这是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
草案第三十一条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监管已有涉及,但条款主要侧重于“监督管理”。对于央行在国家关键金融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标准制定方面的核心主导作用,强调不够充分。
欧洲中央银行(ECB)。对系统重要性支付系统(如TARGET2)具有直接的监管和运营职责。
新加坡(MAS)。积极主导其全国性的快速支付系统(FAST)和综合支付平台的建设。
国际标准(CPMI-IOSCO《金融基础设施原则》)。要求中央银行和其他监管部门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FMI)实施严格的监管。
建议:在第四条职责中,增加一项新的职责,例如:“(十四)负责国家关键支付清算、证券结算、交易报告库等系统重要性金融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标准制定与监督管理”。同时,在第三十一条中,将“监督管理”提升为“负责统筹规划、标准制定并监督管理...”,体现央行的核心地位。
原因: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体系的“骨骼”和“血脉”,具有极强的网络效应和自然垄断属性,也关系国家安全。由央行在法律授权下主导其规划与标准,有利于确保其公共性、安全性、效率和兼容性,避免市场分割和技术标准混乱,这是维护金融稳定和提升金融服务效率的根基工程。
针对现有体系较为完善,但对于快速演变的分布式账本技术(DLT)、人工智能在金融的应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带来的挑战等,法律框架略显静态。
欧盟(MiCA、DORA)。针对加密资产和数字运营韧性制定了专门法规,立法思路是从“技术中性”原则出发,按金融活动的实质(如证券、支付工具)进行规制,同时预留监管沙箱(Sandbox)机制。
英国、新加坡。广泛运用监管科技(RegTech)和监管沙箱,旨在不扼杀创新的前提下管控风险。
建议:在附则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之后,增加一条原则性授权条款。例如:“第五十五条 对于基于新技术、新模式产生的金融活动,其法律属性、监管规则尚不明确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国务院其他金融管理部门,报经国务院批准后,采取临时性、实验性的监管措施,并在实践中总结经验,适时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
原因:金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法律既要坚持稳定性和权威性,也要具备一定的适应性。增加这样的“适应性条款”,授权央行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对新兴金融活动进行审慎观察和试点监管,可以避免立法滞后性导致的监管真空或“一刀切”抑制创新,体现了“立法为发展留足空间”的智慧。
(一)建议在第五条中,进一步清晰界定并收紧需报国务院批准的重大货币政策事项范围,将日常的、技术性的决策明确纳入央行自行决策的范畴
草案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就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关货币政策事项作出决定后,即予执行,并报国务院备案。” 此条款确立了“批准+备案”的二元模式,具有进步性。但“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这一表述较为模糊,存在被扩大解释的空间,可能在实际操作中侵蚀央行的决策空间。
美国:《联邦储备法》赋予美联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广泛自主权。国会设定“促进就业最大化、稳定物价和适度的长期利率”的目标,而如何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贴现率和准备金率等工具实现,属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独立决策范围。
欧盟:《欧洲中央银行体系和欧洲中央银行章程》明确规定,ECB和欧元体系内各国央行在行使职责时不得寻求或接受来自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或任何其他机构的指示。ECB管理委员会独立制定欧元区货币政策。
英国:《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 通过设置通货膨胀目标并授权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MPC)为实现该目标而独立决定利率,清晰地分离了目标设定(政府职责)与实现目标的手段(央行职责)。
建议:考虑对第五条进行细化。可在该条中增加一款,以负面清单或更为明确的方式,界定哪些属于“除利率、汇率外的其他重要事项”,例如仅限于“涉及改变国家基本货币政策目标”、“涉及非常规、大规模、长期的量化宽松或收缩政策”等极少数的、战略层面的决策,需要报国务院批准。对于常规的政策利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等标准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决策,应明确其属于央行自行决定并备案的事项。
原因:清晰的权力边界是现代独立性的核心。为央行保留对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自主权,能确保政策响应的及时性与专业性,避免因冗长的审批程序而延误应对经济金融周期变化的最佳时机。同时,备案制确保了政府(国务院)的知情权和宏观协调权,实现了“政策独立”与“政府监督”的平衡,符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业务操作独立精神。
(二)建议在第十条中,将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核心职能进行更明确和强化的表述,并明确其决策性质,以增强其独立性和权威性
草案第十条提及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及其重要性,但规定其“职责、组成和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规定”。这种授权性规定,使得MPC的法律地位、决策程序最终依赖于行政法规。国际经验表明,MPC的独立性是其有效履行职责的关键。
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如美联储FOMC、欧央行管理委员会、英央行MPC)的组成、任命程序、任期保障、决策规则(如按人投票、一人一票)均在中央银行法中直接、详细地规定,而非完全交由行政机构规定。这为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尤其是学者和外部专家成员)提供了法律保障,避免了决策被短期政治压力所左右。
建议:在第十条第二款“发挥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核心决策职能。例如,可修改为:“货币政策委员会依据本法及国家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独立审议并提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具体方案及建议。涉及需报国务院批准事项的,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报请;其他货币政策事项,人民银行依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建议作出决策。” 此外,建议在该法中原则性地规定MPC的构成应包括行内成员、政府相关部门代表(如财政部)以及独立的金融、经济领域外部专家,并明确外部专家应具备固定任期且仅在法定特殊情况下方可被提前免职。
原因:这有助于在法律层面确立一个独立的、专业的决策咨询与议事平台。明确的决策流程和委员会成员的任职保障,能有效隔离政治周期对货币政策技术判断的干扰,增强货币政策的公信力和可预期性。这也是“第六十九条法律所称利率、汇率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制度下,提升央行内部决策过程科学性与独立性的重要一环。
草案第三十九条规定了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但“预算经国务院财政部门审核后,纳入中央预算”。此规定符合我国财政体制,但相比国际先进实践,审核的深度和范围是影响央行财务自主性的关键变量。
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如美联储、欧央行、日本银行)通常拥有非常高的财务自主权。它们不上缴或仅有限地上缴利润,保留大量盈余作为资本缓冲,并向政府进行利润分配的周期和方式高度自主。其运营预算通常无需经过立法机关或财政部门的逐项审核批准,只需接受事后的审计和监督。这种安排旨在确保央行不因财政收入压力而牺牲货币政策目标。
建议:保留“纳入中央预算”框架的同时,在第三十九条增加一款,对“审核”的性质进行界定。例如:“国务院财政部门对中国人民银行预算的审核,应重点审查其是否符合国家财政预算法律、法规及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不对其履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核心职能所需的常规性、专业性支出进行具体项目干预。中国人民银行应在确保有效履职的前提下,遵循节俭高效的原则编制预算。”同时,在第四十条关于利润上缴的条款中,可增加关于总准备金比例核定原则的描述,例如“总准备金的提取比例,应以确保中国人民银行资本充足,足以覆盖其履行最后贷款人等职能可能产生的财务风险为原则进行核定”。
原因:财务独立是行为独立的物质基础。过多的预算干预可能影响央行长期能力建设(如金融科技研发、人才储备)和危机应对的灵活性。明确财政部门审核的原则和边界,可以为央行履行其核心职能提供必要的财务资源保障,避免其因短期财政考量而偏离长期金融稳定目标。
(四)建议构建与独立性相匹配的、更强化的问责制与透明度安排,并将其具体条款分散于草案相应章节
草案第四十二条要求公布年报,第五条和第六条提到了向国务院报告和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但问责形式较为笼统,透明度要求可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
“独立性意味着更强的问责”已是国际共识。美联储主席需定期向国会作证,解释货币政策立场并接受质询。英格兰银行和欧洲央行均需定期发布通胀报告/金融稳定报告,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解释其决策逻辑、经济预测和风险评估。
在第二条或新增章节中明确核心目标优先级。如“在特殊情况下,若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目标发生冲突,中国人民银行应在向国务院报告后,优先采取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措施,并及时向社会说明。” 这实际上赋予了央行在危机情形下的相机抉择空间。
强化定期沟通机制。在法律中明确要求中国人民银行至少每季度发布《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每年发布《金融稳定报告》。报告需包含对决策依据、经济金融形势判断、风险分析和政策效果回顾的详细说明。
明确立法机关监督的具体形式。除年度报告外,增加条款,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应每半年至少一次接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的专题询问,就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重大问题作出说明。
原因:增强透明度和问责是换取并巩固独立性的“对价”。公开、定期的沟通能让市场和公众理解央行的决策逻辑,形成稳定预期,从而提高政策效力。向立法机关进行详细说明,是将央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确保其行使的独立性权力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部门的自身利益。这完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要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