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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国际袁bwin·必赢(中国)唯一官方网站海霞:新一轮地方化债成效、挑战及债务可持续发展
发布时间:2025-10-15
 *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2025年9月23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8期)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5)》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自9·24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至今,已满一周年。回首过去一年的政策实践历程,去年三、四季度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实现5.3%,超出市场预期,但近期数据却引发了市场各方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担忧。从目前来看,有效需求不足

  *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院长袁海霞2025年9月23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8期)暨《中国地方政府债券蓝皮书(2025)》发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自9·24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至今,已满一周年。回首过去一年的政策实践历程,去年三、四季度经济呈现企稳回升的良好态势,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实现5.3%,超出市场预期,但近期数据却引发了市场各方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担忧。从目前来看,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宏观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与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市场调整密切相关。房地产调整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土地财政以及上下游产业链对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影响到居民、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部门行为的演变。在资产负债表受损以及收入预期恶化的双重影响下,居民储蓄意愿不断增强,谨慎性动机持续上升;在增收不增利的困境中,企业“求生存”目标下投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弱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财政收入放缓以及化债约束,进一步制约了其扩表的意愿和能力。近年来,经济对政策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反映出经济动能的内生动力相对较弱。

  在政策层面,地方债务化解仍是核心,去年11月提出的“6+4+2”新一轮化债框架,被视作地方的“及时雨”。这场“雨”的效果究竟如何?是否真正缓解了地方的问题?对于公共债务与财政可持续性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当下时点,回顾过去、总结问题、提出对策、展望趋势,对于完善宏观调控、推动财政和债务可持续具有重要意义。

  2014年以来,我国经历过四轮化债,当前正处于第五轮化债进程中。整体看,过去几轮债务化解基本以化解隐性债务为核心,以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为主、金融化债等方式并存的化债方式缓释地方债务风险,但也出现了一些宏观“收缩效应”、地方流动性压力加大等问题。2024年以来,政策思路逐步由以往的侧重防风险转向化债与发展并重,“6+4+2”化债组合拳于2024年11月落地,债务管理的主动性、整体性、全面性有所提升,截至目前,化债一周年取得一定成效。

  2024年年底,国务院出台了“6+4+2”化债组合拳,通过一次性增加大规模地方债务限额进行隐性债务置换,减轻存量债务压力。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2024年以来全国共发行超6.3万亿各类用于化债的地方政府债券,“6+4+2”组合拳持续推进,其中置换隐性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发行超3.9万亿、完成6万亿置换额度的进度已接近2/3;今年1-8月共发行2.9万亿用于化债的地方政府债券,在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同时,也逐步增加对清理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支持力度。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大规模债务置换深入推进,用于项目建设的新增专项债发行节奏相对后置,用于基建项目的专项债资金也有所减少,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今年1-8月,约1.94万亿新增专项债资金用于基建项目、较去年同期减少近2000亿元。

  各地积极推动“6+4+2”化债组合拳落地,仅4省未完成第二批置换额度发行

  除广东、上海外,其余29省均获得6万亿置换额度,江苏、山东、河南等经济大省获得额度较多;从实际发行进度看,一季度置换隐性债务的特殊再融资债发行1.34万亿、完成今年2万亿额度的进度达三分之二,发行节奏大幅前置,截至8月末已发行1.94万亿,仅湖北、湖南、贵州、河南4省未完成发行。

  本轮置换中,全国31省均发行了用于化债的特殊新增专项债,去年未发行的北京、上海、广东3地也于年内发行了特殊新增专项债,江苏、四川、新疆、湖南等地发行规模较大,积极支持补充政府基金财力、存量政府投资项目收尾、清理拖欠企业账款以及政府投资基金等。

  伴随大规模置换持续推进,隐性债务化解已取得积极成效,风险出现阶段性缓释。

  财政部披露,2023年末地方隐性债务规模为14.3万亿,2024年末已进一步下降至10.5万亿。

  财政部指出,各地置换以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2.5个百分点,可节约利息支出超过4500亿元,极大减轻地方资金压力和利息支出;同时,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作为隐性债务主要载体的城投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也持续下行。

  非标占比持续压降,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2024年城投企业存量非标占比同比下降约0.4个百分点至5.9%。

  通过加快置换融资平台承担的隐性债务,实现融资平台数量大幅压减,截至2025年6月末,超六成的融资平台实现退出,意味着60%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此外,

  当前地方债务化解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走势,1-8月宏观运行数据出现走弱态势。尤其是目前存在的一些阶段性问题如地方流动性紧张、结构性付息压力加大、债券资金使用慢、效率偏低等持续制约当前经济有效循环。

  2024年以来广义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低迷,今年1-8月,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仍在下滑,全年收支压力仍然较大,特别是部分地区基层财力持续紧张,上半年超六成(19个)省份财政平衡率同比回落,上海、山西、陕西等地回落幅度较大,财政自给能力走弱;通过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模型测算,未来几年流动性压力仍然较大,财政收支缺口、债务到期等规模相对较高。同时,政府债券资金实际使用进度相对偏慢,上半年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共发行3.22万亿,但仅支出了2.43万亿,近万亿债券资金未形成实际支出,一定程度上拖累了基建投资。

  政府债券资金使用进度偏慢或有以下原因:一是项目收益下滑、有收益的项目越来越少,“钱等项目”现象持续存在;二是财政预算、银行贷款等配套资金到位压力较大;三是宏观政策导向“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转变,但原来的部分政策限制仍未转变,有关于地方统计核算方法和激励约束机制等政策执行层面的体制机制问题仍有待改善;此外,部分地区对政策的理解不一致,调研中发现,地方对“两重”等政策的理解不一致,bwin官网易造成执行落地难及偏差。

  上半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固定资产投资持续下跌,特别是广东在去年下滑的基础上进一步出现下滑,已经出现用于增量建设项目储备不足的迹象。这一方面与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对投资形成较大拖累有关,另一方面,化债约束、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大省的投资增速。由于当前债务置换进包括债务本金、不包含利息,部分地区利息偿付压力较大,

  在经济财政趋弱、付息压力凸显、高息融资依赖加深的背景下,局部风险仍在释放,经济大省压力持续加大。

  山东仍然是城投非标、商票逾期“重灾区”,仅从商票情况看,近年来山东城投商票逾期风险持续释放,今年1-8月逾期次数达67次、为全国首位;河南、江苏压力也持续上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省份逾期次数同比下降的情况下,江苏逾期次数与去年持平,排名上升至全国第三,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债务压力有所加大。

  利息是衡量债务可持续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债务付息水平衡量指标来看,我国债务付息支出占比处于较低水平,但需注意,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规模攀升、结构性付息压力持续加大。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统计,近年来我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占广义财政收入及GDP的比重逐年抬升,2025年考虑地方政府债券、城投有息债务后的地方债务付息占广义财政收入比重或达28.9%,高于2024年1.9个百分点;从税收占比看,2024年广义债务付息占税收收入比重已经高达57%,广西、四川、重庆三省付息占税收比重甚至超100%。其中要关注的是,2025年地方政府债券付息增速或达12.1%、高于城投债务付息增速4.1个百分点,财政收支矛盾凸显的背景下,需关注付息规模上升下财政预算资金的刚性偿还压力。

  (四)效率问题仍是影响资源配置、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债务-资产”转换效率低影响财政债务可持续性

  债务的规模固然重要,但结构和效率同样重要,近年来我国经济修复承压,宏观效率进一步走弱,这对长期以来“债务-投资”驱动模式下的经济增长效应形成一定制约,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地方“债务-资产”转化的难度。

  近年来诸如政府投资投向重复、资金“趴在账上”等现象较为突出,2024年中央审计报告披露专项债违规举借、虚报支出、闲置挪用以及虚假化债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现象均表明当前财政资金在使用及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疏漏,“债务-资产”转化效率仍待提升。

  资产流动性较弱,资产收益率也相对较低且逐年下滑,有形资产对债务覆盖能力也持续走弱、2024年中位数仍不足1倍,而债务的短期化趋势缺逐步加强,短期债务占比已上升至30%左右,资产与债务存在长期的结构错配和期限错配。国有企业方面,近年来地方国有企业资产与负债规模快速扩张,杠杆率维持在60%以上水平,且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但从效率上看,近年来地方国有企业年均实现利润总额在1.4万亿左右,不足2014年的2倍;地方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报酬率分别在4%、3%左右,均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水平,地方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不足。

  政府拖欠账款清理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仍较突出,影响政府信用及社会投资中长期信心

  近年来,中央层面持续加大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清理力度,《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意见》《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等文件相继出台,

  今年3月《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方案》强调通过专项债、专项贷款等多元化手段加速清欠,要求无异议欠款在最短时间内清偿到位,并明确今年9月底前完成阶段性目标;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用于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各地积极运用地方专项债清理拖欠款,截至目前,湖南、云南等8省披露用于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专项债规模已超1500亿元。伴随一系列政策出台实施,政府拖欠账款清理取得一定成效,根据工信部,全国政府部门、大型国有企业共清偿民营企业账款超过1600亿元。但需注意,地方流动性压力较大背景下,政府拖欠款问题仍较突出,根据中诚信国际研究院估算,与政府相关的应收账款规模超10万亿,其中已形成拖欠的4.5万亿、占GDP的比例超过3%。拖欠账款问题不仅与企业等市场主体相关,也关乎政府信用及经济良性循环,仍需多措并举加力推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

  (六)关注化债过程可能存在 “处置风险的风险”,如城投表面转型、金融化债承压等问题

  2024年10月以来我国地方债务化解思路已由“化债中发展”转向“发展中化债”,但地方在执行中更偏重“防风险”,部分地区出现了“经济收缩效应”。

  与此同时,城投商票逾期、非标违约风险仍在释放,城投转型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现行政策要求融资平台于2027年6月前实现全部退出,实现“真转型”,但实际上很多融资平台很难在时限内具备市场化经营能力,更多是为突破融资约束的“表面转型”,比如通过“业务拼凑”美化报表实现融资目的,通过“资产转移”剥离优质资产、留下空壳企业等。城投“真转型”需要更长“抚育期”,但当前缺乏“退平台”过渡期支持性政策,对债务承接、融资渠道、逃废债监管等关键问题缺乏明确指导,“退平台”可能会加速风险显性化,存在“爆雷”和逃废债可能性,弱区域平台之间、平台与非平台国有企业之间还容易形成区域风险共振链条。

  经济下行周期中部分金融机构经营承压,难以对区域发展和化债形成有力支持;且金融机构参与化债往往下调利率、拉长期限、本金打折等,导致息差压缩、资产缩表,而融资平台“退名单”后或面临市场认可度下降、融资难度加剧困境,金融机构承接的债务未来也有难以收回的风险,因此参与化债积极性不足。

  目前我国财政及债务具备一定可持续基础,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显著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央杠杆率明显较低;从资产负债表角度看,政府拥有强有力的国有资产支撑,对于存量债务偿付有较强保障;此外,我国政府负债以内债为主,国内储蓄率保持较高水平,使得内部债务来源更为稳定,外部风险敞口较低,这也提高了政府债务的安全边际。总体看,我国财政及债务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和基础,关键在于存量债务科学管理和未来增量债务的合适使用,尤其是其投向与结构。在此过程中,仍需进一步强化以下五大认识:

  传统债务可持续理论主要关注债务存量负担,在经济动态有效的背景下,债务可持续性的条件为政府债务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但随着全球经济环境变化,主要经济体在多数时间段内呈现出“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状态,且传统理论未考虑利率影响,由此衍生出新阶段下的债务可持续性理论,重点关注利率变化下的实际偿债负担以及利息支出水平,若债务融资利率r≤经济增长率g,则可实现债务滚续。这其中需认识到两点:一是低利率下大规模的债务扩张需要货币政策相配合,二是注重债务效率,政府债务扩张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效益,若未有效发挥债务的结构性功能,低利率带来的货币贬值或经济下行会加剧债务风险;在“r-g”框架下,若债务增速不超过经济增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占GDP的比重会自动下降,意味着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稀释”债务负担。从国外实践看也是如此,日本长期处于低利率环境,为政府债务大规模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政府部门杠杆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政府债务利息支付率依然能保持下降态势;美国在疫情期间实施了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也是经济下行、政府债务扩张期财政可持续的基础,在此期间政府杠杆率上升但利息支付率较为稳定,但由于2022年后美联储加息且债务规模屡达上限,美国财政利息支付率大幅抬升,财政可持续面临争议。对于我国而言,当前持续处于经济下行、财政放缓时期,在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背景下,政府债务扩张仍是优先选项,但

  从债务可持续性角度看,应该跳出规模的“绝对值”思维,充分考虑经济潜在增速、政府财力、利率水平、资产存量、货币政策配合等因素,实行“动态目标”调控,

  同时也需要更加注意债务扩张的效应,低效、无效的扩张将进一步加剧债务压力,削弱财政可持续性,形成“经济财政压力加大——债务依赖加深——带动效应不足”的恶性循环。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财政收入分配格局逐步稳定,但事权分配格局没有大的改变,地方政府承担的发展责任远超其财力范围,尤其是金融危机后地方考核目标更加多元复杂、事权有增无减,而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市场遇冷、主体税种缺乏等因素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近年来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加大,近五成区县财政自给率不足30%,即使考虑了中央转移支付的广义地方收入仍难覆盖支出,2024年覆盖程度仅86%,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问题未根本解决,这也是地方债务形成的核心逻辑之一,债务可持续难度仍在上升。同时,省以下各级政府的事权责任划分仍待进一步厘清,由于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上级政府容易习惯性将事权责任下移,基层政府更为承压。近年来省级以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比持续回落,但地方债务余额占比却持续抬升,两者背离表明基层压力不断上升。因此,持续优化央地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政府债务的长期可持续,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财政安全底线。

  理想状态下政府主要投资公共产品,聚焦市场失灵的公益性领域,而社会资本则更聚焦市场化领域。但目前看,政府承担了过多事权,前述含中央转移支付的广义收入难以覆盖支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方事权压力,部分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也过度包揽,既导致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庞大、加重了债务负担,又挤压了社会资本参与空间、制约了市场活力释放,比如部分地区在消费、文化等市场化程度较高或发展较为成熟的领域设立投资基金,影响社会资本效应的发挥;加上缺乏对项目投资效益的科学评估机制,部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财政及债务可持续。此外,部分领域公共服务(如生育、医疗、养老等)供给不足,或市场监管、产权保护等“制度性公共品”缺失,也会间接推高市场交易成本,削弱财政收入增长潜力,影响长期可持续性。因此,边界清晰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财政与债务可持续性的基础保障,既避免浪费财政资源、减轻债务依赖,又激发市场活力、增强财政收入潜力,实现长期可持续。

  当前经济发展活力的三个主体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尤其是地方政府,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主体,其预期、活力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对政策的效果而言非常重要。对微观主体而言,激励约束机制对地方发挥指挥棒的带动作用会更加明显。但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投资于物”逐步转向“投资于人”的过程中,相应的思想观念转变还未完全转变,同时对人力资本积累、民生福祉改善等“投资于人”的项目考核权重不足;另外,对干部在改革创新、新兴领域探索中出现失误的容错纠错机制还有提升空间,以上问题导致地方“投资于人”的动力可能会面临原有框架的制约,不利于经济财政可持续发展及地方债务资金的高效利用。因此,需进一步重视激励约束机制对于释放地方活力、转变预期和行为模式的作用,通过制度保障更精准地引导有限的财政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和行业,以结构优化、效率提升释放增长潜力,强化对债务可持续的支撑作用。

  城投企业作为地方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其有效的市场化转型与债务管理不仅是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核心任务,更是深化国企改革、激活地方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决定了城投企业是地方发展的“包袱”还是“助手”。

  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明晰不同类型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城投作为地方国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过程中首先需要明确三个关键,一是存量债务如何化解,二是新旧业务如何衔接,三是政企关系如何转变,这也是地方国企改革进程中需破解的核心痛点,可以说城投转型成效直接影响地方国企改革的深度。

  过去地方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债务-投资”的粗放模式,尤其是依赖城投企业大幅举债,这种模式虽然能够短期拉动GDP,但长期面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债务依赖加剧等问题;而城投转型、债务管理通过释放财政增量空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市场预期等为地方经济增长注入长期动力,同时这也是防范债务“灰犀牛”风险、筑牢地方经济底盘的必然要求,是推进财政与债务可持续的关键环节。

  站在“十四五”收官之年,直面当前宏观经济与地方化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我们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正确看待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既不要把债务妖魔化,扩大它的负面效应,也要客观看待债务效率、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关系。在此基础上,要在微观主体信心不足的现状下加大财政政策力度,及时出台增量政策,并加强货币政策配合,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管理机制。而长期来看,无论化债还是发展,更核心的问题仍然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需同步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等标志性改革举措落地,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正确看待债务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坚持发展中解决问题,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首先需要客观认识政府债务合理扩张的积极作用,对于补充建设资金、缓解政府收支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微观主体信心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债务需要通过合理扩张发挥其结构性功能,从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对整个社会的产出产生积极的作用,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一方面,推动房地产止跌回稳、重大项目建设、新兴产业发展,从而激发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支持化债、清偿拖欠款,弥补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民生短板,推动发挥广泛的社会效应,现在暴露的很多社会问题都需要这方面加大力度解决。

  此外,还应看到,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只依赖短期调控不能完全解决,无论化债还是发展更核心的问题其实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步推进结构性改革。

  例如加快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等,通过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管理创新等,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微观主体信心不足,仍需财政政策发挥更加积极作用,建议2026年赤字率安排5%,广义赤字规模超16万亿

  相比美国、日本等海外经济体,我国政府杠杆率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财政政策空间更为充足。近年来国家层面积极加大“央进”力度,边际优化债务结构,但在当前居民和企业部门预期偏弱、市场内生动能不足的关键时点上,仍需要财政政策发力,扮演好“承上启下”阶段稳增长引擎的关键角色,尤其是中央进一步发力承担更多公共性和外部性较强的发展职责。财政政策不能囿于既定计划、存量工具,而应结合实际情况“适度加力”。

  年内建议加快专项债、特别国债等存量工具支出使用,并加快新一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规模预计5000亿元)的落地,

  提前使用明年置换额度、增发1万亿地方政府债券持续解决存量问题如拖欠款、隐债等,

  并结合经济运行情况和实际需求考虑适度提升赤字率、增发(特别)国债的可行性。

  2026年建议赤字率安排5%左右,赤字规模约为7.4万亿,并安排专项债新增额度5.1万亿、特别国债1.8万亿,广义赤字规模超16万亿,

  在总量加力的同时,结构和效率更加重要,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金的效率。

  在逐步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的过程中,财政支出需加快从投资为主转向投资、消费并重,着重解决医疗、教育、养老、托幼等民生短板,聚焦消费尤其是服务消费,加大支持数字、智能、文旅、体育等消费新热点的力度;另一方面,要聚焦财政的经济性功能,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继续支持“两重”建设,加大对城市更新、新基建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24年我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67%、48%,两个口径的统计差距代表了约2.7亿的“新市民”群体,有序推进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可加强相关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投入,可以持续刺激释放内需潜力。

  提高政策与发展阶段的适配性,对于债务“冰山”分类处置,并及时调整存量政策、适时出台增量政策

  一方面,以“促发展”为主线优化融资政策安排,提高政策透明度、强化各方协同。

  动态细化“名单制管理”,将融资约束政策的适用范围由省级细化至地市级,适当放开对重点省份中经济财政水平较好、债务压力较小地市的融资限制;优化地方债务率考核,探索建立更科学、合理的考核机制,结合各地化债进度、债务风险水平等调整“红橙黄绿”债务率分档标准等,保障债务风险明显压降地区或主体合理融资需求。另外,前置债务置换节奏、出台城投退平台接续政策等相关措施也应灵活调整。

  另一方面,加强财政、金融等资源统筹,优化调整化债政策力度和节奏,完善金融化债激励机制。财政化债仍是首选途径,要发好用好置换类地方政府债券,靠前发力而非平均用力,

  在今年2万亿化债额度即将用完的基础上,建议年内提前发行明年置换额度、可安排1万亿,并注重提升置换资金效率,精准分配额度、加强全流程跟踪,完善信息披露与考核。

  进一步发挥地方国资作用,加大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力度并提升效率,推动融资平台实质性转型。

  着力优化国企资产配置、变存量为增量,提高资产收益率与利润上缴比例;加大REITs、ABS等盘活存量资产的力度并提升效率,挖掘数据资产、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盘活潜力;上市国企资源丰富的地区还可以合理划拨上市公司股权并变现以支持化债。值得注意的是,要将盘活资产与融资平台转型有机结合,并加强退平台政策衔接,真正促进国企改革框架下的平台转型,这对于地方债务化解和地方活力的发挥是非常重要的。

  在平衡好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化债关系的前提下,继续以政策性银行、国有大行银行为主推进金融化债。

  中小金融机构可结合自身情况适度参与,政策方面可出台保护性措施,完善其资本补充机制,如细化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政策条款,适度放宽永续债、可转债、二级资本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发行条件。AMC也可作为后续增量化债政策的储备选项之一,探索债务置换、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途径。

  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可在今年后续和明年化债资金中予以适当倾斜;同时,结合今年国办84号文规定,还可加大力度运用一般债和专项债资金来偿付PPP存量项目中的社会资本垫资,促进地方经济循环;还可积极争取超长期国债(含特别国债)等额度用于项目建设,减轻资金压力,减少拖欠款形成可能。此外,适当加大金融支持,可研究设立央行SPV、创新清欠行动专项再贷款等,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还可适当推动政策行、商业银行投放低利率、长期限的清欠专项贷款,并探索创新金融工具支持盘活政府资产和企业应收账款,缓解流动性压力。

  对于纯粹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债务,以长期国债的形式置换,并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地方政府道德风险;对于其他原因产生的债务,需在压实地方政府化债主体责任的前提下,寻求建立央地间风险共担机制,尤其对于风险较高地区,需统筹安排化债责任角色,合理利用中央资源,灵活搭配地方债置换及其他化债资源,避免盲目化债引发区域性、系统性风险。

  过去为了应对通缩压力,实施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1997年10月至1999年6月,贷款基准利率累计下调幅度为432BP。从当前看,名义增速持续偏低,会削弱企业和居民对经济实际增长的感知,微观主体对经济感受依然偏冷,叠加价格水平持续低位下,实际融资成本相对较高(以贷款加权利率-PPI增速估算实际贷款利率,当前水平处于2008年以来高位、且高于美国),以及8月生产、消费、投资、出口等数据均边际走弱,降准降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同时,我国宏观债务和杠杆率持续增长,也需保持低利率环境,减轻实体债务压力,这对促进财政可持续也较为必要。

  从政策空间看,与美国、日本等海外经济体相比,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仍有一定下调空间;同时与发达国家在特殊时期实施的零利率或低利率政策相比,当前我国政策利率(当前7天逆回购利率为1.4%)也存在一定下降空间;近期美联储降息为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提供了窗口期,因此可通过降准降息提振市场信心,降低企业和居民实际负担。此外,对于政府债券集中发行期等流动性压力较大时点,可适时运用买断式逆回购、国债买卖等(可研究将地方政府债券纳入央行二级市场买卖的可行性)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但需注意,货币政策操作宽松也需适度:一是商业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在当前我国存款利率调整仍滞后于贷款利率的背景下,降息可能会进一步加剧银行净息差压力,需做好利率管理;二是当前居民存款或正在向非银机构转移,若央行货币投放过量,或加大非银流动性淤积,过度推升资本市场价格、积累金融风险,货币投放也需适度。此外,当前预期偏弱的宏观环境下,一味加大货币总量扩张难以充分发挥释放有效需求的作用,需加大与财政协同配合,共同发力。

  我国经济发展已度过了高速增长的增量扩张阶段,逐步转向以经济结构调整、质效提升为核心的“存量时代”,新形势下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是盘活存量、做大增量,形成存量资产与新增投资良性循环的基础,也是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管理机制的前提。建立完善政府资产负债表,不仅要掌握债务体量,还需摸清摸透资产,后续应全面梳理各类不动产、经营权、收费权、国企股权等资产规模、权属及流动性,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REITs、ABS等市场化途径加大资产盘活力度,减轻地方流动性压力。此外,通过对比研究美国、日本、中国的地方债务管理机制,我们认为可充分借鉴主流国家成熟的地方债务可持续管理经验,如对“规范政府债务”立法,加快建立政府资产负债表,加大地方财政基本信息的披露,设定更符合现阶段债务特点的风险监测指标和模型,探索构建偿债保障机制等,切实构建“资产-债务”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从整个财政可持续、债务可持续的角度而言,需要考虑债务形成机制,是转变预期和行为方式、构建长效机制的关键和核心,既与宏观的增长方式有关,也取决于一些深层次问题能否理顺,需要通过深化长期改革理顺三大关系。

  应避免政府的过度包揽,对于公共属性高的项目,发挥财政资金对基本民生、基层运转、重大战略任务等支撑作用;对于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社会效益、完全可由市场机制解决的领域,应放权市场,既减轻政府事权降低负债压力,又能让市场在经济建设、风险定价和资源分配中发挥决定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动态调整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考核指标权重,如适当将无形资产、数据资产等新兴领域纳入考核范围,进一步完善干部考核与激励体系,强化正向激励、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通过优化“指挥棒”考核,激发地方积极性,带动地方政府行为模式改变。

  一方面继续优化央地事权责任划分,这也是影响当前地方行为模式、支出意愿和积极性不足的核心原因,应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支出比例,逐步上移教育、社保等具有较强外部性领域的地方支出责任,并完善转移支付机制、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加快地方税建设,增厚地方自主财力,例如适当提高共享税的地方分享比例、推进消费税后移及下划地方、结合新业态新领域培育新税种等,并积极探索建立完善的财税激励机制,促进地方在高质量发展中培育财源;非税收入方面要强化征收管理,并探索国有资产盘活、保值、增值路径,助力形成更为稳定、可持续的地方收入来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